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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JO厘米

杨家湾盘龙城七期的卡通化铜钺

目前，盘龙城城外一共发掘四座埋藏物品的祭祀坑（场），数量似乎不大，但考虑城内和城外发掘的墓葬总量也不过30多座，这样算下来，平均不到十位死者就会有一座祭祀坑（场），而且每座祭祀坑内还会有多组器物，由此，盘龙城人的埋祭仪式之多和物资消耗之大就可见一斑了。

如前文所述，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距今8000年前）有将大量石器和陶器、玉器摆放在祭祀场并加以掩埋的现象，而考虑到北福地是石器制作工场，盘龙城是铜器冶炼场，它们之间很可能有类似的宗教逻辑：石器和铜矿石原料来自大地，将制成品埋入地下，是表达对大地的感恩；这也是一种“播种巫术”

，把物品想象成种子，种子会在土壤中发芽成长，结出更多果实。

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很遥远，但两地之间仍有很多联系。

比如，盘龙城发达的制陶工艺已输入郑州商城；约3400年前，郑州商城还出现了王室级别的埋葬青铜器的祭祀活动，而这很可能是盘龙城商人对“母邦”

的影响，致使商王朝一度曾考虑放弃人祭宗教。

但商朝腹地旋即发生大动荡，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毁弃，继起的小双桥朝廷再次回归人祭宗教。

这意味着商王朝内战的胜出者是盘龙城的对立面一一盘龙城和王朝腹地的联系就此彻底断绝。

这之后，盘龙城（商人）又维持了数十年时间，而且和长江流域土著族群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

最终，盘龙城消失了，青铜技术却在南土扩散开来。

青铜技术扩散江南

很难追索盘龙城消失的原因，也许是周边部族攻灭了它，也许是盘龙城人迁徙到了别处。

长江流域一直很难出现权力集中的政权，哪怕北来的青铜技术和文字书写技术（虽然尚缺乏直接证据）输入后，也没有太明显的改观。

而在北方，殷墟时期的商朝实现了稳定和复兴，对铜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也拉动了长江中游的铜矿开采和冶炼行业。

由此，南土的铜、锡原料便一直可以输往中原，同时，有些商朝高端青铜器也被贩运到长江流域。

当然，虽然南北之间有贸易和技术上的交流，但殷商王朝此后再也没有尝试把统治触角伸向这里。

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都大量出土过商代后期（殷墟时期）的青铜器，有些出自窖藏，有些是随葬品，商代风格和本地元素杂糅，本地化特征普遍高于盘龙城：

一，江西新干大洋洲镇发掘的一座墓葬，随葬铜器多达480多件，比盘龙城的高等级墓葬要高十倍，其中，铜鼎有31件，铜戈28件，铜矛35件；此外，还有大量青铜农具和工具，如犁锌、耒、相、镭和镰刀等。

在中原地区，青铜农具从未普及，但大洋洲却因靠近铜产地，铜价低廉，甚至奢侈到用青铜制作农具。

到晚商，江西的吴城还出现了夯土城池，很可能有盘龙城人辗转融入当地，但该城址缺少高等级宫殿和墓葬的信息，很难判断它作为早期国家的发达程度。

二，湖南零散出土过多件商代晚期青铜器，大都做工精良，造型奇异，著名的有四羊方尊和虎食人鼻。

尤其是宁乡县张家坳出土的一件铜鼎，口内有“己丙”

二字铭文，属于典型商族人的特征（天干铭文），说明殷商和湖南地区有密切联系。

此外，该县还出土有人面方鼎以及兽面铜甑，铜甑内装着224件小铜斧。

目前，在湖南发现的晚商铜器多是零星出土，应当是出于祭祀目的而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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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祭祀坑也有出土密集的青铜器，以及本地风格的青铜面具、神树和神人像，时代属于殷墟前期。

但没有发现杀人祭祀现象，以及和王权有关的大型工程。

这些都属于长江流域的宗教-社会传统。

盘龙城距离黄河边的商都郑州足有500公里，是早商王朝宏大扩张运动的产物。

在350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达到这种规模的疆域。

在今天，500公里不算太遥远，但要注意，盘龙城和郑州分属长江和黄河流域，并没有水路航运的便利，只有分水岭的阻隔。

下一次再把这两地同时纳入统治范围，则要等到战国晚期的秦国，而那已经是一千余年之后了。

过度扩张给早商带来了荣耀，但更有隐患和教训。

后来的商王逐渐开始考虑如何让商人免受异族文化的侵蚀，避免早商王朝的覆辙，而这奠定了晚商（殷商）时代的基调。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