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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3页）

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是编辑儒家经典“六经”

。

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

“六经”

成书后，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

而孔子则以此向周公致敬，并参与、发展了周公的事业。

本书目的之一是再现夏商周更迭的历史，所以使用了“六经”

中的很多史料素材，但也对有些史料进行了辨析，指出其不可靠或刻意作伪之处。

“六经”

具体是指《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易经》《春秋》。

其中，《诗经》《尚书》《易经》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

在“六经”

成书之前，社会上传抄流行的主要是单篇文章，真伪混杂，质量良莠不齐。

为此，孔子选择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汇编成书，而不符合这两点的篇章就逐渐失传了。

《诗经》记载了周族从姜嫄、后稷以来的多篇史诗，包括周族早期历史、文王确立翦商大计、武王的灭商战争、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以及对商文化的改造等，属于经过周公修订的官方正式版本。

孔子继承周公事业的用心，则主要表现在他对《尚书》的编辑和选裁上。

书是文献之意，《尚书》就是古代的文献。

按时间顺序，《尚书》分为《虞书》（尧舜禹时期）、《夏书》、《商书》和《周书》。

在收入“六经”

之前，《尚书》中各篇都是单行本，基本规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内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写上古历史的精神，虚构了尧舜禹和夏商时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讲话稿，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说教，不具备史料价值。

当然，也会有个别真正的商代文献，比如盘庚迁都的讲话稿，内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触不大，或者已经被周公授意删削过，所以保留了下来。

总之，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别收入了《尚书》的《虞书》《夏书》和《商书》部分。

而《周书》部分，则多数是周朝的官方文献，作伪的成分较少，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所以在整部《尚书》里，商末周初这部分占的比重最大。

以上是孔子认为符合周公精神、被收入《尚书》的文稿。

此外，在西周朝，还有人写了一些关于商周之际的历史篇章，他们显然部分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并不完全遵循周公精神，所以和周公版文献很不一样。

比如，有些文稿记载，灭商之前的武王生活在对商朝的恐惧之中，经常夜不成寐，需要周公的宽慰，但里面记载的周公的长篇大论有明显的虚构成分，因为兄弟二人的深夜谈话不可能被如实记录下来。

还有的文稿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曾大量屠杀商人俘虏进行献祭，但关于人祭过程的描写不仅完全符合殷墟甲骨卜辞的记录，而且比卜辞更细致，这显然也不符合周公精神。

这些稍有违背周公精神的历史篇章，并没有被孔子收录进《尚书》，但经过孔门的汇集、抄写和校勘，也形成了一个汇编本，被命名为《逸周书》，意思是“未能收入《尚书?周书》的文献”

。

开始的时候，《逸周书》可能只保存在孔门内部，只有少数弟子说得清这部离经叛道的书的来历。

而到了战国之后，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遗忘，以“六经”

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所以《逸周书》虽然没有失传，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不太受学者重视。

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人们这才发现，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

至于《易经》，孔子虽然很精准地选择了文王而非春秋时流行的其他版本（如本书所述，文王的《易经》隐含的商末往事很多，周公的《象辞》其实是对文王原意的掩盖和曲解），但却继续奉行周公的原则，在给弟子讲授《易经》时，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重点从《易经》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

这些讲授被他的学生整理成《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篇章，与周公《象传》合编在一起，被称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

8文王的《易经》和之后的《易传》，则被后人合称为《周易》。

因此，要还原文王时代的历史，必须研究文王《易经》本身，而非《易传》，这样才能避免周公和孔子刻意制造的误导。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诸侯列国并不真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编辑“六经”

可以说完全是孔子个人的追求，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实现了周公的目的：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