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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5页）

很可能也是周公所作。

6《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关于《易传?象传》的作者，史书有不同说法，《史记》认为是孔子所作。

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7秦国占卜师卜徒父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乃大吉也！”

这里引用的卦爻辞不属于文王《易经》。

参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8《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为《易经》撰写了很多种注解，所谓《十翼》或《易传》。

但司马迁这个说法有些问题，因为《十翼》并不都是孔子所写，如《象传》和《彖传》可能是周公作品。

其他篇章里常出现“子曰”

，孔子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写，它们应当是孔门弟子编写的。

《周易》经传的详细知识，可参考廖明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

不过，从“学术史”

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

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化”

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

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一位是高一级的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

韩巍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

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不同。

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

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

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了他们族姓，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

所以，本书的很多缘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后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争，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

到2012年夏，毕业论文已经完成，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

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对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又说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荐我去看梅尔?吉布森的《启示》（2006），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祭题材的电影。

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

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这便是后来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很巧的是，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

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

有一次，我们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惊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有关键作用。

当天，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

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读库》第5期。

回想起来，我能进入这个领域，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

博士毕业后，我到新疆大学工作，其间几度想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写成专书，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从头写下来，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的麻烦。

我曾写过孔子，写过刘寄奴刘裕，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计划，写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要从新石器开始，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