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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
、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
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
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
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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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
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
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
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
。
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
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
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
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
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
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
,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
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
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
和数术的“科技”
,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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