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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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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诗人努力于新诗的建设,提倡格律诗,从各方面进行实验,也有人试作十四行诗,想把这个西方的诗体移植到中国来。
我那时学写新诗,对格律诗不感兴趣,认为新诗刚从旧诗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无须这样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套上新的枷锁。
我只求诗的语调要保持自然,适当注意形式,至于以格律谨严著称的十四行体,我实在望而生畏,不敢问津。
不料十几年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于1941年一年内,我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诗集出版不久,竟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评语:“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
(见《新诗杂话·诗的形式》)这是我当初万万也没有想到的。
我首次跟十四行诗发生关系,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翻译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而法语又是我不懂得的一种语言。
1928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友人范希衡到我住室来闲谈。
我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学法语,我学德语;毕业后有一个时期我们共同在北京孔德学校教书,他教法语,我教国文。
年轻的朋友遇在一起无话不谈,也谈到爱情一类的事,他给我背诵了一首法语的十四行诗,背诵后又逐字逐句地讲给我听。
同时他说,诗的作者阿维尔斯不是很著名,写的诗也不多,但这首十四行诗却家喻户晓,众口传诵。
我根据他的讲解,逐字逐句地记下来,略加整理,形成了以下的一首译诗:
生命啊有它的隐微,灵魂中有它的神秘,
忽然间一个永久的爱情含孕在我的心里。
这相思是没有希望的,我只得默默无语;
并且那使我相思的人儿也未曾知悉。
咳,她永不注意,我走过她的身边,
我永在她的身边却永是这样地孤单,
我一点儿也不曾承受,也一点儿不敢希盼,
一直耗尽了我的生命在这渺茫的人间。
她呀,她将漫不经心地走着她的道路——
上帝虽使她这样地柔爱,她却听不出
有一缕怨诉的幽情紧紧追随着她的步奏。
她只忠实于那些严肃的女儿的训规,
更不知她早已填满了我苦闷的诗髄,
一旦读了我的诗,她必问:这个女的可是谁?
这首译诗曾收在我的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里,现在看来,语言拖沓,应该译得简练一些,为了保持原形,我这里没有做任何改动。
我译这首诗时,曾联想起三年前在1925年写的一首叙事诗《蚕马》。
为了叙述故事的发展,《蚕马》分为三个段落,每段落都有八行起段,作为故事的歌唱者对听者的插话,三个起段末两行都是:“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
是谁?这里是“不必问”
,那首十四行诗是“她必问”
,同样表达出一片凄婉的心情。
我翻译阿维尔斯的这首诗,只是由于这点深有同感的心情,并不是要介绍十四行体。
十四行诗起源于意大利民间,十四世纪通过但丁和彼得拉克的精心制作达到完美的境界,成为一种格律谨严的诗体,逐渐传播到欧洲各国。
随着时代的需要,它有时盛行,有时衰落,在不同时期产生过不少能手,如莎士比亚、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久已脍炙人口,中国有不止一种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