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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失误（第1页）

郭沫若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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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发掘之时，考古人员发现大多数兵器都放于北室中，共有3304件之多，尤其是长杆兵器全部放于北室。

从种类上区分，有矛、戟、殳、晋、杸等，其器头均用青铜制造，器尾的材料不同，有的为青铜，有的用骨或角制作，如此众多的兵器放于一处，意味着北室当是一个武器库兼储备室。

在这个武器库兼储备室中，青铜箭镞及成捆的箭矢，总计达4507支，比整个中国考古界在所有东周墓葬中出土的箭矢总数还多。

成捆的箭矢每捆50支，其中大多数保存了当年镞在矢上的原貌，箭镞完好地安装于箭杆身上，不只能窥其整体，连箭杆末端捆扎的羽毛也竟然完好无损，使世人能目睹古代矢镞的原始风貌，殊为难得。

尤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箭镞中的品类多种多样，既有常见的三棱形和双翼形，也有较少见的四棱方锥形和圆锥形。

三棱形中，又有三倒刺、六倒刺和九倒刺之区别，这是以往发掘的东周墓葬中鲜见的形式。

30件戟的清理出水，曾一度令考古人员格外关注，与以往所有发掘的出土物都大不相同，戟头有的由三戈一矛组成，有的无矛而由三戈或两戈组成。

从保存的情况看，无论是4米多长的带杆矛戟，还是3米多长的带杆青铜戟，皆完好无损，如同刚刚放入墓室般光亮如新。

而戈头、戟头还完好如初地捆扎在兵器杆上，这的确是个重大发现。

因戈杆本身极不容易保存，凡墓中出土而戈头仍扎于杆上者就更为稀少，自宋代以来，人们对戈头的捆扎方法一直争论不休。

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只有少数几座墓葬有出土过，但因保存不好，无法全部明了当初原形。

曾侯乙墓60多件完整戈的出土，使这一历史悬疑顿然冰释，而关于戟这一兵器本身的争论，至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曾侯乙墓发掘不久，由于中国西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了部分青铜戈，考古学家王学理曾对此做了初步研究，并联系其他各地包括曾侯乙墓在内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戈的来龙去脉及遗留于世的难题进行了诠释。

按王氏的说法，戈之为器，实乃中华远古民族的一大发明创造。

考古发掘得知，在号称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国，这种兵器都没有被发现过，在欧洲和亚洲西北部的古老民族中也没有类似的兵器出现。

有考古学家在中国的亚洲邻邦，如朝鲜、日本和印度等国古代遗存中发现过铜戈，但显然是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而在自己的青铜文化中生产的勾兵。

如果说中华民族发明的戈有分店的话，这些亚洲邻邦国家生产的勾兵就是分店，只是这分店制造的戈根据各自的条件、喜好不同，而稍微变了一点样式罢了。

戟头

戈头各部位名称

戈之安置方法和各部位名称（引自《中国兵器史稿》）

战国时期，刺、援合体的铁质“卜”

字形戟开始出现，它不但逐渐取代了青铜戟，而且也彻底淘汰了青铜戈。

及至隋唐时期，长兵器除矛、矟和长刀之外，在战争舞台上称雄一时的戟也被排挤出实战的行列，并很快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宋之后，世人只闻戟之名而不知其形了。

多亏《考工记》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文字记录：“冶氏为……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锊。

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

[1]

后人谈及周代车兵五种，只是根据文献记载言其为戈、戟、殳、酋矛、夷矛。

宋代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引初唐颜师古之说曰：“五兵谓弓矢，殳、矛、戈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