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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3页）

公元前532年，鲁国也出现了使用人牲的现象。

当时掌握鲁国实权的贵族季平子带兵讨伐莒国后，把俘获的俘虏献祭给了“亳社”

。

莒属于东夷部族，位于今山东省东南部的莒县，在周人到来之前，鲁国都城曲阜曾是商朝在东夷地区的据点，所以建有亳社。

《左传?昭公十年》对此事记载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邺，献俘，始用人于亳社。”

其中的“始”

字，说明在季平子之前，被分封到鲁国的周人一直是用周人方式祭祀亳社，从未有过人祭行为；但到季平子时，却忽然开始要用商人的方式祭祀。

和宋襄公一样，季平子也受到了当时人的诅咒。

一位鲁国贵族说：“周公之灵恐怕再也不会来享用鲁国的祭祀了，因为周公只接受有道义的后代的祭品。”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用蔡国太子献祭岗山之神，史书亦记下了楚国贵族申无宇对灵王的批评：“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

申无宇曰：‘不祥。

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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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次人祭事件显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动曾在官方层面有过局部复活。

其中，宋为商人之后，楚是南蛮，其复兴人祭或尚可理解，而鲁国国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后人，复活人祭实在颇不寻常。

从渊源上，当初周人禁绝人祭所采取的“只做不说”

的方式，应该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没有形成确定的历史结论），随着岁月流逝，后人很可能对隐秘流传的人祭历史产生了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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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春秋的人祭回潮并未成为主流，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

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胁日渐增加，各国都进行了变法运动，废除贵族制，实行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竞争中获胜。

而这需要官僚机器用理性、功利的方式管理社会，人祭自然属于不可容忍和必须取缔的行为。

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治邺的史事，呈现的就是新兴官僚政治和民间传统文化的碰撞。

当时邺县还有“为河伯娶妇”

的风俗，本质上是把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行为。

邺县在殷墟以北15公里，所以这种风俗很可能是殷商宗教的残余。

到西门豹时代，普通的邺县人已经不愿为祭祀承担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是苦于无法对抗地方精英“三老”

和女巫联手主导的民间权力结构。

为此，时任邺令的西门豹表面上遵循本地宗教理念，实际却找借口把女巫及其弟子和三老先后投入了漳河，从此，这里再无人敢复兴人祭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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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逐渐兴起，开始提倡仁政和爱人。

当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孔子讨厌这种模拟用人殉葬的行为，“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多数人不同，孔子的职业是整理上古史的学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际的一些隐秘往事，担心用陶俑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

就这样，伴随着商朝的灭亡，人祭宗教亦逐渐消失。

不过，商文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创造汉字和基于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战车，都对后来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