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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胥惟虐于民”
“殄戮多罪”
等,故而丧失了天命。
而且,周公这次指责的不是夏桀和商纣这两位末代昏君,而是整个“多士”
(贵族阶层)。
比如,他批评夏朝的贵族们只会虐待人民,有各种不人道行径: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
后面成王的发言,怨气更大,但也更不知所云。
按他的说法,“殷多士”
,也就是殷商贵族们,虽然已经投降周朝且奔走效力五年,但在自己的家庭和族邑里仍然“不和”
“不睦”
,用“凶德”
统治,“尔心未爱”
(缺乏爱心),不敬重天命,胡作非为。
然后,成王对他们发出凶狠的威胁:“我现在警告你们,再有下次我就要动武,把你们抓起来,用大刑处死!
一次不起作用,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不是我们周朝不慈善,是你们自己招来的报应!”
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
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
尔乃自作不典,
图忱于正。
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
那么,成王叔侄到底是对什么行为如此愤怒?本书认为,应当是商人群体还残留的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等遗风。
考虑到成王归途中曾在洛阳停留,应该是当地殷商移民的人祭行为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在真正的现场发言中,叔侄二人也许会对“殷多士”
直言必须禁止人祭行为,但在整理笔录文献的时候,人祭却被替换成了“惟虐”
“殄戮”
等相对含糊的字眼,似乎殷商贵族们只是喜欢滥施刑罚而已。
从现实意义看,这种替换的区别并不大,因为商人对人牲、罪犯、俘虏和奴隶这些概念的区分本身就很模糊。
在官方文本的记载中,成王叔侄看似绕开了商人宗教的话题,但严禁商人以包括宗教在内的名义随意杀人的立场非常明确。
根据周公确定的“政治正确”
,在正式的文献里,他们只能把商朝的灭亡归因到商纣一人身上,但如今,成王叔侄显然认为殷商遗民的人祭行为已经不光是商纣能负责的了,有必要对整个商人贵族阶层予以斥责。
在周初的官方文献里,这是非常例外的现象,再考虑《尚书?多方》毕竟是西周的官方版本,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当时成王叔侄对殷商遗民发出的威胁应该会更为严厉。
相比商朝,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这类行为已经急剧下降,甚至近于消亡,这应该和周公叔侄的严厉态度有直接关系。
针对殷人的分封:卫与宋